多一些实际行动 少一些行为艺术

“5.12”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区生命、财产惨痛损失，令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为之震惊、为之痛悼，并不遗余力地出钱、出力，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灾区和灾民的支持、关怀和悼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破天荒为普通公民降半旗并举行3天的全国悼念，更把这种氛围和情绪推到极致。

此时此刻，无论用什么方式、什么语言表达人们心中对死者和幸存者的追思、同情和支持，都是可以理解、毫不为过的。但在用各种形式表达哀思、展现支持之际，每一个人都应随时提醒自己，多一些实际行动，少一些行为艺术。

用各种活动为灾区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本是帮助灾区和灾民的大好事、大善事，但个别募捐者却似将形式看得比募捐本身更重要，有兴师动众搞筹款晚宴，所得款项却寥寥无几的；有穿着累赘的汉服亮相筹款活动，热闹比别人多、筹款所得却比别人少的。筹款活动的意图是善款，主角是不在场的灾区和灾民，个别人恐怕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当作了这一活动的主角。大灾当前，把灾情、灾区和灾民当作主角、放在心中、摆在首位，踏踏实实地为他们尽一分心，尽一分力，社会是不会忘记你的，就算真成了无名英雄，又有什么关系？倘若把筹款赈灾当作个人秀的大好舞台，把自己放在活动的焦点中心，就算真个弄出点响动又能如何？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间，非常时期，人们的心里有杆秤，人们的眼睛里也揉不得沙子。

地震灾害伤亡惨重，举国哀悼，人们用各种形式表达追悼之情，都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也都是无可指摘的。但不可否认，在悼念中，同样有个别地方、个别人把形式看得比心意更重要，有些地方长时间停下正常学习、工作组织悼念活动，有极个别地方，甚至攀比起烛光悼念的参加人数和蜡烛数量来。亡者最大，先死为神，上香、燃烛、点烟，都是表达追思的一种方式，本身无可厚非，但过于追求这种形式的东西，却在有意无意间将悼念本身淡化、虚化，说到底，是用一种凝重、严肃的形式，把追悼和哀思的凝重和严肃冲淡了。

地震虽已过去多日，但抗震救灾工作却只能说刚开了个头，伤者的治疗恢复、灾民的安置抚慰、灾区的清理重建，都绝非三月五月、甚至三年两载可以事功的，这些都需要全国各地和海内外同胞持续不懈的关注，需要踏踏实实的帮助和实实在在的牵挂，对于灾区的不幸者们而言，某片安谧星空下的999支闪烁蜡烛，恐怕比不过同等价值的几十箱净水；镜头前募捐者花费半小时穿上的曲裾汉服，恐怕比不上无名好心人送来的、用同样多布料裁制的蔽体单衣。

多一些实际行动 少一些行为艺术，毕竟此时此刻，灾情最大，灾区和灾民才是理所当然的主角。

该如何对付“土地爷”的滥权？

据报道，5月7日，参加高检院与国家16家部署局反渎工作联席会议的代表们呼吁：应尽快修改法律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土地爷”——即涉及土地管理部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捞好处的乱批地行为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据透露，当前惩治“黑土地爷”的法律条文，均规定必须包涵“徇私舞弊”要件，因此大量没有或查不出徇私舞弊情节、却因滥用批准土地征用、占用权力，而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的“黑土地爷”，仅能得到一个行政处分，无法达到应有的惩戒效果。因此代表们呼吁尽快完善国家惩治渎职犯罪相关法律法规：第一，“两高”联合出台司法解释，将无徇私情节的此类行为也纳入刑法惩治范围，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法律，将徇私舞弊要件“请出”刑法条文。

“黑土地爷”滥用手中批用、批占土地权限，不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也往往严重危害相关民众的正当权益，社会影响极坏，民愤极大，不论是否徇私舞弊，都是理应受到法律严惩的行为，有关代表所作的呼吁十分重要，完全应当，“两高”和人大常委会如能采纳，无疑将有效填补法律的疏漏，对乱批乱占土地的行为予以有力的遏制。

然而笔者以为，对付“黑土地爷”的滥权，仅仅修改法律，追究其事后责任，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甚至可能更重要的方面，就是严格审核、控制“土地爷”们手里的权限。

应该指出，中国的“土地爷”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国有土地，有着相当大、且相对不受太多约束的生杀予夺大权，有关方面对这种权力的监督、审核和制约，往往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形同虚设。虽然徇私舞弊的“黑土地爷”之所以走上邪路，不徇私舞弊却同样造成重大损失的“黑土地爷”之所以玩忽职守，其责任主要应由本人负责，但不可否认的是，“土地爷”权力的过度集中、过度不受制约，为这些“黑土地爷”的过失甚至犯罪行为，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和便利的条件。

笔者所住的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就在住处附近有块55公顷的土地，位于全加人口增加最快的闹市区，市政府和有关方面多次想把这块原为原住民农业用地的国有土地用作建造住宅或商业中心，结果花了几年功夫仍未能定夺。

原来在这里，土地用途的变更要经过很多道制约：首先土地所有者和开发者要向市议会提交发展报告，市议会通过后，应交由相关委员会审核，最后还要按《温哥华市宪章》召开市民听证会听证。如上述土地的案子，土地所有者加拿大土地公司几次提价方案，都获得市议会通过，但不是被农业保留委员会否决，就是在市民听证会上因反对意见激烈而被搁置。在这里，“土地爷”的权力被上了三道“保险”，不但那种无徇私舞弊的滥权很难得逞，即使有心徇私舞弊，想连闯三关，怕也是很不容易的。

滥权者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但从制度上堵住滥权的根源，事先扎紧防范的篱笆，应是和亡羊补牢、事后严肃追究责任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惟如此，才能“土地爷”批用、批占土地的大权受到必要的约束；惟如此，才能消除形形色色的“黑土地爷”滥权、渎职、徇私之土壤，让他们即使想“黑”，也因制度和法律的严谨而无从“黑”起。

此时此刻 灾区和灾民才是主角

发生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7.8级大地震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至今我们尚无法获得灾区、尤其核心灾区的确切灾情报道，这不能不让一切关注灾区和灾民命运的人悬心不已。

我们看到，在灾情发生后不久，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便紧急作出了反应，救援队伍开始组织并出动，救援物资开始集中并发送，灾情信息开始传播，有关领导人也迅速亲临第一线视察和指挥，这一切都是相关政府、机构和负责人员应尽的义务，这些措施的及时、到位，也有助于控制地震所造成的损失，让灾民尽快得到妥善的安置和救助。

但此时此刻，任何机构、任何人都应时刻把握一个重要的分寸，即灾区和灾民才是主角，应该把更多的镜头、焦点和目光对准他们。

强调这些并非隔靴搔痒。由于长期形成的积习和定式，国内某些媒体、部门和个人习惯于“变坏事为好事”，将更多的镜头和报道口径对准“救灾群体”，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渲染灾区干部的镇定、抢险官兵的英勇、上级领导的关怀、八方支援的温暖，却出于种种考虑，吝于拿出足够的空间，来直接表现灾区的破坏情况，直接表现灾民的生存状况。

领导亲临、官兵齐集、救援四至，原本是对灾区、灾民有帮助的好事，但过多地把焦距投注在这些方面，便很难避免忽视真正的主角——灾区和灾民。

这次大地震的震级已超过著名的唐山大地震，由于震中所在地偏僻，原本落后不便的交通和通讯又被严重破坏，灾区信息向外传递本就困难，地震发生后好几个小时，雪片般的灾情报道甚至有从曼谷、河内反馈回来的，但独缺震中汶川县的，便可见一斑，而当地的损失和伤亡又如此之大（至今死亡总数据悉已达9000，而震中的统计数字还因未报而欠统计），更需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扶持帮助。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全社会、全国、全球人士的及时援手助力，较诸单纯政府或有关方面的努力，效果显然会更好，更重要的是，更有利于灾区恢复重建，更有利于灾民救死扶伤和迅速恢复正常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全国和全球人士就需要、也应该了解更多有关灾区和灾民的直观信息。

此时此刻，人们当然也关心哪些领导深入到哪些灾区，但更关心灾区倒了几座楼，死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可能埋在瓦砾下；此时此刻，人们当然也关心部队是否上去了，各有关部门是否忙碌，救援人员士气如何，有什么英雄事迹，但更关心灾民住在哪里，能吃到什么，有多少人无家可归；此时此刻，人马当然也愿意听见某些部门、人士谈他们为灾区和灾民已经和正在做什么，但更愿意听见灾民自己说，他们需要外界为他们做什么。此时此刻，灾区和灾民才是真正的主角，只有多听一些、多看一些主角们的画面和声音，才能有更多相隔千里、万里的人，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当然知道，那些为救灾忙碌着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渴望、也应该听到一声“辛苦了”，但所有的人更应知道，灾区和灾民比任何人都更辛苦。

不仅如此，此次地震强度大、波及面广，大半个中国甚至周边地区都不同程度觉察到震感，当年唐山大地震后举国防震棚遍地、人人如惊弓之鸟的场景并不十分遥远，虽然如今信息更畅通、科学更昌明，但危言耸听的谣言一旦出现，传播速度也许会更快、杀伤力会更强。谣言止于智者，而让大家都成为智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让大家都更多地看到真相，看到此次灾难主角——灾区和灾民的真实状况。

此时此刻，灾区和灾民才是真正的主角，一切镜头、焦点和目光都应更多投向他们，这不仅有利于灾区和灾民，也同样有利于每一个与此相关的组织和个人，灾情如火，灾重如山，多一双投向灾民的关注眼神，也许就意味着多无数双伸向灾区的援手。

缅甸：能者能其能 为者为其为

波及缅甸南部5个省（邦）、受灾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的“纳吉斯”热带气旋灾害，据缅甸官方周四的最新数据，已造成22997人死亡，42119人失踪，而据联合国负责人道救援事务副秘书长霍姆斯估计，死亡人数已达10万。

据已到达现场的一些人道救援组织估计，此次灾害涉及约2200万人口，几占缅甸人口的半数，100万以上的无家可归者需要安置，众多毁损村镇、房屋需要救助，劫后余生的灾民需要帐篷、药品、饮用水和生活必需品……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此时此刻的伊洛瓦底三角洲，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此时此刻，不论缅甸当局或国际社会，都毫无例外、理所当然地把“救灾”两字挂在嘴边。长期拒绝国际援助的缅甸当局主动开口求援，一直对缅甸军政权侧目而视的欧美国家也允诺、甚至主动要求救援，各国动辄几百万美元的援助款，上百架次的运输机和无数有经验的救灾专家也已云集境上，距嗷嗷待哺的灾民仅一步之遥。

但这一步之遥却似乎被什么无形的墙挡住了一般：虽然据说并未正式宣布拒绝，但美、欧等许多国家的援助款均无法送达；虽然从周日、周一起就有大批物资、飞机和人员集结在曼谷，但直到周四才有区区4个来自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航班飞抵仰光，而据估计灾区至少需要100架次以上的紧急运输和空投；联合国的4人救灾专家组最终仅有一半及时入境，许多国家和组织派遣的人员更被久久挡在缅甸国门之外；灾区道路泥泞，交通不便，舰船原本是最佳救灾工具，但除了印度的几艘船只获准进入，包括从印度洋演习区域紧急赶去的法国舰船在内，各国船只都被挡驾。

对此欧美、包括联合国显然有些不耐烦，联合国官员公开对缅甸方面的拖延表示失望，美国方面更多次发出指责和批评，而法国外长库施奈尔更公开呼吁联合国授权，对缅甸灾区“强制”实施救援行动。不难看出，缅甸军政府所拒绝的援助，均来自此前积极参与对缅制裁的国家，美、加、欧盟等国在援助时所附加的“不直接由缅政府经手”等条款让他们难以接受，长期积累的不信任感也让缅方对来自这些国家的军舰、飞机和人员大举入境感到疑忌，不论是非，这种隔阂、疑忌都是客观存在且很难在短时间内消融的，救灾如救火，灾民等不起，灾情等不得，联合国、欧美国家和民间团体与其将时间白白消耗在扯皮、指责、争吵上，还不如暂时搁置那些不能做、做不到的事，把目前能做、能做到的援助尽一切可能做好、做到位，毕竟对于灾民而言，十饼在天，不如一饼在口。

即使怨气冲天的霍姆斯也公开承认，缅甸军方已“竭尽全力”投入灾区救援，尽力的人原本不应指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缅甸自身的能力，确实远不足以担负如此繁重、复杂的救灾、灾后防疫和重建工作，对于他们而言，竭尽全力把能做、做得到的事做好是当务之急，是最佳、甚至唯一的选择，而他们所能做、所能做得到的，除了自身的救灾努力，恐怕应该是尽一切可能，加快外来援助（包括物资、运输工具、资金和人员）的到位速度，以尽可能避免更惨重的损失，让本已灾难深重的灾民减少进一步的痛苦和损失，毕竟对于他们而言，一饼在口，不如十饼在手。

事实上此次缅甸政府并非对外援一概拒绝，中国、泰国、印尼的援助物资、款项和人员都较顺畅地进入，印度的救援船只更深入灾区救援，在许多国家、组织的援助物资、款项，尤其舰船、飞机和人员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就位、而灾情又如此刻不容缓之际，这些原本可以较容易取得缅甸政府信任的国家就更应该能其能、力其力，尽自己所能补上这个缺。这些为缅方所能信任、接受的国家，几乎都是缅甸山水相连、渊源深厚的邻国，《左传》里有邻国患难相恤之谊，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以为耻辱，相对于欧美诸国，这些邻国的援助可以朝发夕至，其舰船、飞机和人员参与救助，也较易得到缅方的信任、理解和批准。人命关天，救灾如救火，有能力、有条件的国家，应尽可能多承担一些其它国家、组织限于种种原因无法完成、却又急需完成的救灾工作。

尽管各方都明白，即使此时此刻，灾情也无法避开复杂的国际政治，但为了灾区，为了灾民，各方不妨尽力做到先灾情、后政治，能者能其能 为者为其为，以共同避免更大的人道灾难和人类劫难。

今日之缅甸 灾情显然无法大于一切

热带气旋“纳吉斯”在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所造成的灾情显然已远出乎人们当初的预料据缅甸国营电视台周一宣布，在风暴波及的伊洛瓦底省、孟邦、克伦邦、勃固省、仰光省五个地区，至少有1.5万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由于灾区交通不便、通讯中断，实际伤亡和损失预计远大于此数，如果数据得到证实，这将是有纪录以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风暴，此前的纪录是1999年，一个强热带风暴曾在印度导致1万人丧生。

人命关天，灾情大于一切，是一个正常人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所应该想到的。受灾五省人口超过2400万，是缅甸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缅甸全国人口5300万），且当地水网稻田密集，交通不便，救灾、灾情评估和灾后重建均困难重重，世界宣明会驻缅甸办公室负责人Kyi Minn对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记者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方，供水系统完全瘫痪，95%的房屋被摧毁，沿海地区不但遭受风灾，还被倒灌的海水肆虐，所过之处一片狼藉，灾民无水、无食品、无住处，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随时可能爆发大疫，情形是“令人绝望的”。由于缅甸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停滞，仅凭自身力量不但难以迅速救灾，甚至连灾区信息掌控这样最基本的反应都很难及时到位，美国第一夫人劳拉讽刺称“许多缅甸人民是听了VOA或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才知道受灾消息，并将之归咎于缅甸军政府，是否公允姑且不论，但上周五爆发的灾情，信息反馈之混乱、救灾应对之迟缓，的确是让人怵目惊心的。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缅甸军政府也好，国际社会也罢，一度都摆出“灾情大于一切”的面孔：曾多次拒绝外国援助、尤其拒绝外国人员进入境内的缅甸军政府一反常态，不仅向世界宣明会和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发出政府级别的求援呼吁，本周一，官方电视台播出了外长吴年温的讲话，称“缅甸欢迎国际援助”，并已同意联合国5人救灾专家组进入；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的反应也十分迅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斯坦泽尔周一宣布，提供25万美元援助，并将“酌情”予以随时递增；法国外长库施奈尔不但抢在美国之前率先拍出20万欧元，且宣布将尽快亲自赴缅甸考察灾情；欧盟也在稍后做出决定，向缅甸灾区援助200万欧元；据法新社和加拿大CBC广播公司称，就连因去年12月“喇嘛事件”宣布对缅甸实行金融制裁的加拿大，也宣布将“和美国一道”向缅甸提供援助。这一切，无不让为灾民们牵肠挂肚的各界人士感到不幸中之大幸。

然而这种庆幸感只维持了短短几十个小时：据美国国务院透露，缅甸军政府已拒绝了美国所提供的援助。

这一拒绝和此前的接受同样突如其来，个中原委，仍然是围绕缅甸宪政改革，军政府和西方世界的冲突和博弈。

虽然缅甸军政府在灾后迅速宣布10日的立宪公决“大体照旧”，但在西方国家看来，此次立宪公决不论结果如何，都无法改变军人继续当权的现状，而对于这个政府，西方国家早已失去了信任感和耐心。美国国务院在宣布援助的同时，却拒绝将援助款直接交给缅甸政府，而要通过世界粮食署等国际机构分发，而缅甸方面却在周一宣布成立以登盛总理为首的“中央救灾委员会”，“统一接收”各国援助物资和款项，如今缅甸和美国一拍两散，其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即相当大一部分国际援助款最终难以送到灾民手里：加拿大的援助款是要和美国“同渠道分发”的，而据法新社称，欧盟也在宣布援助时声称要“以公平方式”将救灾款和物资“直接”送到灾民手中。

在缅甸军政府看来，突如其来的灾情既是不幸也是一种契机，一种借此低成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契机，一种以小让步、甚至不让步，换来与国际社会重新交集，从而变相扯开去年“喇嘛事件”以来笼罩在自己身上的金融制裁厚网；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次不幸的灾情又何尝不是一次契机，一次借机轻松渗入缅甸“铁壁”的契机？因此他们不但毫不客气地为援助加上但书，而且不失时机地添加佐料：几乎在宣布援助的同时，美国国会授予昂山素季国会金质奖章，仅隔一天，CBC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国会也授予她“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

从现在看，军政府和西方“双赢”了：前者守住了他们的壁垒，而后者守住了他们的自由民主原则；它们也“双输”了：前者没能得到所急需的国际交集，后者也未能借机突入禁脔。而最大的输家自然是灾区和灾民，他们很可能得不到所急需、也理应得到的东西。

正如RFI电台所概括的，此番缅甸的救灾，已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救灾政治”——在今日之缅甸，灾情显然无法大于一切。

秘鲁也是草药王国

说起草药王国，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其实，南美的秘鲁也是著名的草药产地，被广泛应用的草药多达5000余种，不论安第斯山地，还是亚马逊丛林，都生长着别处罕见的珍稀草药品种。

早在5000年，秘鲁人就学会识别和使用不少品种的草药，他们懂得咀嚼古柯叶子镇痛、提神，也懂得使用金鸡纳树的汁液防治疟疾等热带病。在印加帝国时代，古柯叶子独有的兴奋剂作用被印加贵族充分认识和利用，出征的战士会咀嚼它，以保持旺盛战斗力，并忘却受伤的疼痛；远行的旅人和商人会咀嚼他，以消除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劳困顿；贵族和上层人士也酷爱这种草药，以追求那种服药后飘渺恍惚、欲仙欲醉的独特感觉。在印加时代，古柯是各地向印加王室缴纳的正式赋税，国王垄断了古柯的供应，甚至在印加王都库斯科已被西班牙人攻陷很久，最后的印加要塞马丘比丘的梯田里，仍然种植者“国营”的古柯草药。不仅如此，印加还存在一种特殊的“王室医生”，他们懂得用独门草药给国王看病，为了保密，他们不使用“印加的普通话”克丘亚语，而是使用一种专门的“草药语”。

不但古柯和金鸡纳，印加人还懂得使用更多的神奇草药，他们会用麻醉术，而麻醉剂是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草药；他们也会制作并保存木乃伊，所使用的同样是一种神奇草药。由于印加时代最神秘的草药都掌握在祭司阶层和“王室医生”手里，这一阶层在殖民时代丧失殆尽，因此许多草药的用途已经失传了。

由于秘鲁草药并非如中药一样是多种草药搭配的复方，而是一种药草治一种病，不讲究君臣佐使的搭配和辨证，加上印加人始终未发明文字，仅仅依靠结绳记事和口耳相传，因此不少草药的用途并没有保存下来，所幸当地人通过摸索和实验，又挖掘出不少草药的神奇。

比如芸香，这种味道很苦的药草却具有清热化瘀、解毒祛邪的疗效；曼陀罗则具有镇痛和局部麻醉的神奇作用；猫爪草则是颇有奇效的关节炎、哮喘和湿疹特效药；而一种叫做“玛卡”的植物块茎，更是被誉为“神圣药草”，当地人用它制作药膳汤、太妃糖、沙拉、饮料和点心，认为它可以包治百病。

目前在秘鲁，几乎随便一个小城市的市场里，都有出售各种草药的药摊，街上有出售玛卡或古柯饮料的小车，超市里也有草药专柜，在市场上可以轻易找到的药草多达1200种以上。药草产业的火爆甚至引起政府的注意，秘鲁农业部已宣布对玛卡这一“国宝”加以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国外出口玛卡种子、样品、根系、叶子、花蕾以及天然或只经粗略加工的原产品等。

秘鲁人对草药不仅有继承，更有创新。在草药学者的努力下，秘鲁草药不但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其中几十种还被正式列入欧盟国家的药典，登上大雅之堂，这些草药的成分、疗效，也得到了科学的研究、分析和认证。

一些西方人士也将目光盯向秘鲁草药。“神圣药草”玛卡原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美国麻省人克里斯.基勒姆嗅到其中的商机，在1998年和秘鲁商人赛尔基亚.卡姆合作“包装推广”这种神奇药草，他们从当地种植者手中收购玛卡原料，卖给法国医药公司NATUREX，后者从中提炼“玛卡因”卖给美国公司Enzymatic Therapy，在他们的共同宣传下，玛卡保健品被渲染为“赛伟哥”，名声大噪，畅销全球，他们也从中赚到比艰辛种植、采集玛卡的印第安人多出无数倍的丰厚利润。其实据当地药学家称，玛卡虽然有多种保健功效，却惟独没有提高性功能的作用，可各级推广商出于一己之力，刻意渲染传播，这恐怕是那些把玛卡当作“神圣药草”的秘鲁印第安人所始料不及的。

 津巴布韦：会有第二轮选举么？

——到了此时此刻第二轮选举结果如何，甚至是否举行都不重要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津巴布韦总统大选结果终于亮相。5月2日，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主席瑟克拉玛依（Lovemore Sekeramayi）宣布，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MDC）领导人兹旺基雷（Morgan Tsvangirai）获47.9%选票，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领导人、现任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获43.2%，由于两人选票均不过半，按规定将在21天后举行第二轮选举。

对此执政党立即宣布接受，穆加贝的发言人、都市住房部长姆南加格瓦（Emmerson Mnangagwa）并呼吁反对党尽快就第二轮选举达成“共识”，“否则国家的正常进程就会停滞”。和几周前的自信不同，如今执政党显然并无在决选中必胜的底气，但内外交困的局势已不容他们再拖，且谁也无法预料，再拖下去对他们究竟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而反对党的态度则显得较为强硬。兹旺基雷明确表示“没必要再选”，因为根据反对党的统计，50.3%对43.8%，兹旺基雷已经赢了。MDC议员姆邦加（Chris Mbanga）对记者们称“除非有人能证明我们算错了”，否则，兹旺基雷就该是新总统；MDC正式发言人西奈格瓦纳（Utloile Silaigwana）也在2日公开在官方的《先驱日报》上表示，不接受初选的统计数字。

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MDC和兹旺基雷拒绝决选，另一方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他们却多次向对手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倡议。事实上，由于穆加贝根基牢固，MDC同样并无在决选中必胜的底气，由于津巴布韦的经济和金融已陷入绝境，他们也很难再拖下去，且谁也无法预料，再拖下去对他们究竟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

必须指出，虽然MDC对统计结果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但他们单方面给出的统计结果同样缺乏说服力，甚至连中立的选举观察人士也认为，进行第二轮选举是“有必要的”。选举委员会已邀请双方在周四亲自前往监督开票，虽然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必须承认，目前的选票对比，还是可以大致反应出两派的真实支持度水平。

此时此刻，双方都已经明白，不管如何讨厌对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雄并立将是彼此不得不接受的生存模式：经过重新计票，众议院210席中，MDC占105席，ZANU-PF104席，另一席归属独立候选人、前政府财政部长、现为MDC盟友的马可尼（Simba Makoni），由于修宪须有2/3绝对多数赞成，两派均无力压倒对方。不论最终总统由谁胜出，脆弱的多数优势，和势均力敌的议会，都将让新政府的权力基础和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到了此时此刻第二轮选举结果如何，甚至是否举行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对冤家必须找到一个在未来六年里共存的方法，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显然，在一个两派势均力敌的政治框架内，不论任何决策都需要双方的妥协，反对派必须意识到，绕过穆加贝和ZANU-PF自行其是，至少在当前是不现实的，而穆加贝和执政党也必须认识到，对方已非复吴下阿蒙，不顾对方意愿一意孤行，最终只能泥潭深陷，寸步难行。正因看到这一微妙局面，近期已有两位政府官员表示，分享权力是“必须”的，因为“津巴布韦已经不再有多数党”。

双雄并立对于一个忧患丛生的国家而言，既可能导向双赢，也可能导向双输，局势究竟如何演变，不仅要看21天后的决选，看其能否举行、最终结果，更要看相关政党、政治家的魄力、眼界和抉择。

就“贫民区”问题和秦晖教授再商榷

非常意外、且非常高兴地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秦晖教授就“贫民区”问题的点名商榷，也很乐意在这一问题上与秦教授进一步交换意见。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秦教授并不因自己是著名学者而稍存怠慢，对我的观点进行了很认真地辨析和讨论。和秦教授所猜测的不同，事实上我本人在写前一篇文章前，也曾特意认真、且反复地研究过秦教授的演讲稿。

正如秦教授所言，在一个原则性的大方向上，我们并无歧见，这个原则性的大方向，就是必须在现代城市里给予贫民、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贫民以“自由”——包括定居、受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权力，并且一致认为，政府不应在这一方面无所作为。

但在具体的做法上，我想我和秦教授的看法是有所区别的。秦教授痛心于广大农民工居无定所，痛心于年复一年的候鸟现象、被不断拆迁的“城中村”和民工子弟小学，认为国家有义务解决这些问题，这点我完全赞成；但他提出的方案是由国家出资、出政策建立“贫民区”，让这些在城市被驱赶、被拆迁的“非法设施”在特定的区域内合法，对于这一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秦教授在商榷中提到索维托现象，认为索维托的出现，对于“暂住证”制度而言是一个进步，我想他应该是有所误解了，事实上被称作暂住证的“黑人劳工证”制度在南非，是和白人种族隔离制度相始终的，索维托的出现，并未改变黑人必须持劳工证出入白人控制的厂区上下班的现实，其性质和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等“班图斯坦”黑人家园并无差别，索维托始建于1930年，而21年后的1951年，南非政府还通过了规定政府有权任意拆除黑人住房的《防止非法定居法》、24年后的1954年，通过了禁止黑人在“白人城市”定居的《班图人城市居住法》，44年后的1974年，还通过了对黑人在“白人城市”医疗、教育、就职甚至宗教方面的限制性法规。由此应不难看出，索维托的出现，在历史上并未如秦教授所言，缓解了南非种族隔离的现象，或者毋宁说，它的出现甚至反倒让这种族群隔离更方便、更制度化。在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城市里曾出现过“下放户村”，从形式上看，这和秦教授所言的“城中村”有一定相似处，其居住者同样是亦城亦乡的边缘人，但这种“下放户村”并未让下放户们享受到“自由和尊严”，而是让他们感到一种局促和自卑，这种现象的最后消失，被公认为社会的一大进步，那么，21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还有必要用这种“半平等”去取代不平等，用五十步取代百步么？

当然，“贫民区”在城市的出现，至少让农民工不至于露宿街头，不至于子女失学，从这点上看，应该是一个进步，但这样的进步显然是不够的。打个比方，契约奴制度自然比奴隶制进步无数倍，但倘在21世纪的今天，自由、平等已成为普世价值，“五十步”的契约奴制度取代“一百步”的奴隶制，就不能再称之为进步。同样，在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居住、迁徙、受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权力被普遍认同，在国家和政府自身也承认城乡差别之不合理、并许诺努力、尽快解决这个不合理之际，用“贫民区”这种五十步的“半平等”，来取代现有的一百步的不平等，就显然未必是值得称许的好办法，正如我第一篇文章所言，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使这种城乡差别以另一种变体合法、长期地延续维系，使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事实上制度化、规范化。

不仅如此，如果说由于黑人和白人肤色的不同，在索维托和约翰内斯堡间还客观存在着无需“暂住证”的技术条件，那么在“贫民区”和中国城市之间，将以何种技术手段对“贫民区人”和“城里人”加以区别，以分配那些分属两大群体的福利和资源？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不论名称如何，不都是变相的“暂住证”？如果没有，那么岂不和我所主张的、通过努力彻底拆除城乡壁垒志同道合？

事实上，中国城市现有的教育、医疗和其它社会资源，并非到了不足以延伸并惠及民工的地步，至少比“民工子弟小学”之类要好得多，之所以未起应有的作用，是制度、观念等多方面制约所造成的，所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资源不足以满足上述需要，那恰说明行政力应向这方面倾斜，以满足社会之急需，消除社会之隐患，而不是如秦教授所言，用政府资源另建一套专属于进城农民的、“贫民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不揣冒昧写下这些文字，并非对秦教授的不恭，而是窃以为，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政府已认识到消除城乡差别重要性的当代，我们不应满足于用“五十步”取代“百步”的“公平性改良”，而应把追求真正的社会公平，当作努力争取的终极目标。

相关连接：
秦教授的原文：http://www.9999cn.org/web/best/1_19342.html
陶短房的商榷：http://news.sina.com.cn/pl/2008-04-17/080915373744.shtml
秦教授的商榷：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8-05/02/content_457074.htm

皇帝公关学之六：当皇帝忽然降你职时

如果您本来是重点栽培的苗子、业务骨干、未来之星，领导对您赏识器重，信任有加，忽然有那么一天，您被毫无征兆地、恶狠狠地扔在冷板凳上，而且不给任何解释，您会如何反应？委屈？不服？愤怒？这当然都是应该的，但在发泄这些情绪之前，您得先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档子事。

评书、戏文里那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也就是历史大名鼎鼎的李勣，就曾碰上过这样一次既莫名其妙又倒霉透顶的事：唐太宗晚年，屡立战功的他本已做到副总理级别（同中书门下三品），突然被贬为叠州都督，也就是甘肃迭部县人武部部长，这级别降得可不是一级两级。这李勣接到调令怎么着？人家眼珠一转便琢磨出滋味，立即卷了个小包袱背了上路，连回家收拾行李都顾不上。没过几天唐太宗病死，继位的唐高宗立马把他调回来，不但官复原职，不久还升了官。

当年吕布问曹操讨官，曹操说养吕布就像养鹰，不能喂太饱，太饱了就不咬人了，他说这话，是为了麻痹、糊弄吕布，不是真心，但道理却并不错：许多皇帝对特有能耐的人都不是那么太放心，尤其如果这有能耐的主儿比自己年轻好多，就更不放心了，不用浪费，用呢，又怕自己死了，以后的小皇帝管不住他，有些脑筋好使的皇帝就会在自己的晚年故意让这人才吃瘪，这样等自己百年之后，儿子即位再那么往回一提拔，这吃瘪的主儿准得感激小皇帝啊，还不让打哪儿就打哪儿！北齐的开国君主高欢临死前就曾告诉儿子高澄，能平定国内正猖獗肆虐叛乱的人才叫慕容绍宗，自己故意一直不提拔，好让儿子卖这个乖，收买这人的死力。

明白了吧？有时候皇帝无故降您的职并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锦绣前程正在前面悄悄向您招手呢！皇帝公关学的要诀就是，当升官原因不明时千万别接，当贬官原因不明时千万别躲，让您当县长、乡长，哪怕村长，您都先接着再说。

如果不接后果会怎样？还是听听在李勣下放事件中，唐太宗父子背后是怎么咬的耳朵吧。唐太宗是这样对儿子说的：李勣这个人很厉害，但你跟他没交情，怕弄不动，我现在故意找茬降他的职，如果他服从命令，我死了你提拔他当宰相；倘若他嘟嘟囔囔满嘴牢骚怪话，你立即把他脑袋砍了——看看，多玄。

真被砍了脑袋的不是没有，曾立下赫赫战功的西汉大将周亚夫有一次赴汉景帝的宴，汉景帝故意不给他座位，也没给他拿杯盘筷子，周亚夫脸上挂不住，就开口问皇帝要，等席一散，汉景帝就把脸一沉：这家伙一点委屈都受不了，我活着还凑合管束，我一死，小皇帝还能管得住他么？杀！

说到这儿您也许要问了：这撤职是福是祸，怎么才能一下琢磨出究竟来？其实简单得很，第一，能使出这招的皇帝一准是个厉害主儿，而且还得是个久经阅历的老狐狸；第二，这老狐狸眼看快不行了，正急着给接班人安排后事；第三，您自个儿够尺寸、够分量，倘您不过是个普通干部，贬您官的又是刘禅、明正德那样的皇上，保不齐您就是倒霉撞枪口上，就别痴心妄想做什么否极泰来的梦了。

柏杨走了，2008年4月29日凌晨1时12分，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对于笔者和大多数中年左右的中国人而言，知道并记住柏杨，是源于一场批判，一场对“不爱国者”的批判。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轩然大波，20多年过去，至今余波仍未平息，推崇的人将之比拟鲁迅，比拟《狂人日记》，认为他直指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振聋发聩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好书；而批判的人则斥之为数典忘祖，认为他和他的书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从本质上恰暴露了他自己的“丑陋”。

此后不久这些喧嚣和口水忽然变得细若蚊足，柏杨由“丑陋文人”，悄然转型为“爱国学者”，以传统文化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国内众多学术的、商业的、或亦学术亦商业的，官方的、民间的、或亦官方亦民间的场合。然而这段中兴好景不长，随着民进党的上台，随着柏杨公开其对民进党执政的期许，他的名字连同对他的褒贬一并束之高阁，许多年轻朋友甚至压根不知道柏杨是何许人也。

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褒是贬是议论，万千声音中独缺一味——柏杨自己的声音。不要说解释或辩驳，即使他的著作也难得见天日，《丑陋的中国人》曾风靡一时，但认真读过、读完的只怕不多（不论推崇或批驳的）；《中国人史纲》、《柏杨版通鉴》，恐怕只能在图书馆里能找到些孑遗，近年来红遍中国大地的戏说史、白话通史，柏杨可谓开先河者，但这些热闹仿佛与之毫无关系一般。柏杨在世时号称铁嘴钢牙，但对此只怕也是无可奈何罢。

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何尝不是如此？由于众所周知的“绿岛”身世，他被许多惯以蓝绿划线的台湾人理所当然地划归绿营；国民党当政时他的粗声大嗓，和民进党初上台时他的温柔喜悦，更令他的绿色造型栩栩如生。而他对杜正胜的冷嘲热讽，对“去中国化”的不以为然，又让不少推崇国学的人喜出望外，尊之为传统卫士，就在去世前不久，还出现了马英九“榻前访贤”的一幕活剧。也许是老了，也许是疲了，晚年的柏杨渐渐变得寡言，是蓝是绿，是清是浊，对他人而言或许十分重要，对一个行将就木、而且研究了大半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而言，恐怕已是无需牵挂、或者就算很牵挂，也自知无力回天的了。

事实上柏杨就是柏杨，几十年来他的妻子虽换了4个，思想却并没有换过。他嗜读史书，却并未一头钻进去，而是一直试图用一个“批改者”的俯视角度去解读、去评说，去再诠释，他对“中国”或“中国人”恐怕是有感情的，否则便不可能写出《中国人史纲》卷首那一大篇激情澎湃、让人久久激动不已的抒情文字，便不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以“需要一个魏征”对即将登上高位的马英九殷殷嘱托；但他对中国或中国人的“丑陋”却是毫不留情、毫不给面子的，因此才有名噪一时、争议一世的“酱缸说”，才有围绕着他和他的著作，层出不穷、至今不绝的异议和喧嚣。

对于不了解他的人而言，恐怕很难理解一个人何以能既“中国”又“去中国”、既蓝又绿，既满口不离传统又一刻不停地抨击传统，但在柏杨自己，也许再顺理成章不过：他所赞者传统之美，所弹者传统之非，好好恶恶，理所当然。虽然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洞察力和学养终究有其极限，未必时时事事都看得准，说得准，但谁也无权质疑一个学者用自己之眼去看，用自己之口去说的神圣权力

他抨击两蒋，抨击国民党，最终给送上绿岛，是因为他视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如酱缸；他一度对改朝换代热情颂扬，对民进党寄予厚望，是因为他把这些同样反过两蒋、蹲过绿岛的难友视为同志、知己，希望他们富贵不忘贫贱时，能以自己的作为砸烂积弊已久的酱缸；他此后和民进党政府拉开距离，再度板起异己的面孔，则是通过这些年的冷眼旁观，他已看清了一个原本不愿见到的现实：酱缸还是酱缸，只是换了个主人而已。在别人或困惑、或恼火，在他何尝有之？他没有蓝，也没有绿，而只是本色；他不是卫道者，也不是灭道者，而只是柏杨，一个用嘴骂人、用笔闯祸的文人而已。

同是争议人物，同以骂出名，柏杨并没有骂出李敖的前程；同是绿岛难友，同以反蒋著称，柏杨也未作出陈水扁的“功业”，读了一辈子史书、也批判了一辈子史书的他，临终劝马英九“找个魏征”，但他自己却注定做不得魏征、更做不得唐太宗的，他只能做柏杨，一个自生至死都充满争议的文人。

他的戏剧性人生因《大力水手》漫画时间而渐入高潮，又以动画版《丑陋的中国人》划上句号，可谓始于漫画，终于漫画。也许时过境迁，也许人走茶凉，《丑陋的中国人》动画，未必能获得当年同名印书的轰动和影响，但那幅柏杨本人的漫画像，却极可能被许许多多的人铭记很久。

安息吧，尽管世人未必认同你、甚至未必真的了解你，但人们至少记住了你的名字——虽然你真正的名字“郭衣洞”，恐怕会继续默默无闻下去。